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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消费法制,促进和谐消费
发布时间:2007-07-09 10:16:52 来源: 浙江消费维权网 【字体:    
作者:罗思荣,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消费观念的改变。传统的崇尚节俭,安贫乐道,修身养性的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急剧膨胀,不少人崇尚“多买多用多扔”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以豪华的物质享受为荣,对物质财富的享受和追求成了许多人唯一的判断幸福的标准。这种对物质的占有欲望所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人的物化,而非人的理性方面,它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人本身的幸福都是有害的。“新消费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不良的消费习惯,倡导文明和谐的消费理念,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为保障。本文从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出发,仅就现行法律制度在和谐消费构建中存在的不足及完善措施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和谐消费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可持续消费观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科学和技术飞速发展,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加之人类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但是地球只有一个,自然资源本身是有限的,索取过多必然造成环境问题频发,生态失衡,资源枯竭。在此背景下,联合国于1983年成立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要负责全球环境变化的动态监测和研究,该委员会于1987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核心是说,人类在谋求自己当代人的发展的同时还要考虑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当代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获得充足物质资源和良好自然环境的权利。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sustainable),是绿色的发展而不是破坏性、掠夺性的发展。这个概念强调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生活权利时应当坚持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而不应当依凭科学与技术采用不顾生态后果的方式来追求发展。当代人在追求自身发展和消费时应承认自己发展的机会和后代人的发展的机会是均等的,不能只顾自己的发展而毫不考虑后代人所应享有的同等的发展和消费的权利。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一经提出就为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和接受。在许多国家,由于片面的、盲目的追求经济发展而不注重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因而导致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衰竭,这反过来又极大的制约着经济发展。因而,怎样实现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并维护环境的健康,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的无限性需求这对矛盾就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联合国《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全球化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生产是消费的源头,没有生产不会有消费,但反过来,消费的欲望会强烈的刺激生产,没有消费的欲望不会有生产的热情。生产和消费相互促进,也相互抑制。因而,既要实现可持续的消费又要更好的控制生产,两者都以保护环境、保护人类的长远发展为依归。《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合理的消费模式和适度的消费规模不仅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还会减少由于人口增长带来的种种压力,使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
可持续发展观下的消费是“通过选择不危害环境又不损害未来各代人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的一种理性消费。”参见联合国《21世纪议程》。它要求“提供服务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小,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小,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消费的核心是强调代内公正又符合代际公正的消费,通过倡导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方向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保证社会经济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相反,过度消费则以非理性的奢侈型消费为主要特征,它不仅使人在消费中变成不计后果的消费机器,而且也会造成代际消费和贫富消费不公的严重后果,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奢侈型消费的直接后果是耗竭资源、污染环境、生态失衡,造成地球支撑生命能力的衰落,不仅危及后代,而且身处当代的人们也受其害。
可持续消费模式是一种绿色的、生态化的消费模式,是既符合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一种消费方式。其理念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一种无害于环境和人类的消费,它要求人类应以对其他物种和地球产生影响最小的方式来生活,提倡那些满足人类需要且和自然环境和谐一致的绿色产品。所谓绿色产品是指那些生产和使用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的产品,产品在生命周期终结时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产品。在利用资源时不断对资源的消耗给与补偿,维持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平衡。绿色消费具有可持续性和人文关怀的特征,绿色消费旨在保护生态平衡,维护生态多样性,保护消费安全。
第二,均衡消费,它要求代内消费公正和代际消费公正。当今世界,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大。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不同富裕层次的利益阶层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应当公平的分享基本资源的利用,并公平的承担生态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适当的限制富裕阶层的过度的浪费性消费行为,禁止非法性消费行为,同时,要保障社会上的贫困者的基本消费需求。代际消费公正要求人类的消费活动只能限制在环境和资源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不能突破生态平衡所要求的质的规定性。
第三,精神消费,可持续的消费要求人类欲望的满足不能仅仅通过物质性消费来实现,更多的应强调精神性消费。物质性欲望的满足不是实现人类幸福的惟一要素,文化消费、教育消费、体育消费、科学消费等都可以提高人自身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强调生活的舒适、精神上的享受、生活的意义和乐趣。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不是通过消耗和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为标志,而是以智慧和美德为尺度。它注重人的个性的发展和多元,是以个性、私趣为基点的多元化的消费方式。
21世纪是崇尚生态文明的世纪,“新消费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理性、文明”的消费理念都建立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上,因而,在有关和谐消费的法律规则的建构上都必须以生态化的、可持续的发展观作为其指导精神,法律制度需要贯彻全新的“绿色”理念。
二、法律在消费关系中的作用
消费的二重性和人的二重性决定了消费必须有法律加以调整。
在经济学上,消费是指利用社会产品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过程,它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终环节,具有抑制或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影响投资方向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消费行为本身具有二重性:自然过程属性和社会过程属性。一方面,在生物学意义上,消费是把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用来满足人们需要的行为过程,因而,消费总是依赖一定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消费不是孤立的单个个人的行为,而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下,在人们相互的经济关系中进行的社会行为和过程。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都会对社会产生各种影响,因而,消费本身又具有社会性。
从消费的自然属性看,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凭借依据理性建立起来的科学和技术,开始大规模、大范围的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这种活动使得自然资源快速耗竭、自然环境急剧恶化、污染问题严重、生物多样性受到极大破坏,这就造成了消费系统和自然系统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反过来又大大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因而,就消费的自然属性而言,法律仍然有介入进行规范的必要性。就消费的社会属性来看,消费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消费关系是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消费领域中的表现,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的价值观、消费观、道德观等都会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法律是规范消费行为的基本手段,因而如何完善和谐消费的法律制度就十分重要。
总体上来说,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无论是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从表面上看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其实不然。作为社会产品的最终消费者,人类的消费行为从来都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总是与其他人的利益相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由人的二重性决定的,一方面,任何人都是一个个体存在的自然物,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每个人都必须与自然界保持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以消耗一定的物质作为延续生命和种族的条件。另一方面,任何人同时又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他必须与社会保持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在消费活动中处理好与他人的各种关系。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可见,消费从本质上讲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在消费领域的作用,就在于将消费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并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和对这些关系的调整,规范人们的消费行为,促进消费和谐,稳定社会秩序。“新消费运动”所倡导的消费理念的法律解读,说到底就是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消费过程当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
由于消费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手段,消费行为更多地体现为个人对自己拥有的消费品的支配,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为私法所调整,因此,它更多地表现为一项权利,除了将一些有害于人类自身发展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消费行为(比如吸毒、猎食野生保护动物等)视为违法,并予以严格禁止外,法律对消费行为基本上都持肯定态度,并予以保护,很少主动干预。法律在处理消费关系中的这一特点,使得其在这一领域显得有些苍白。然而,法律在任何涉及社会关系的领域都不会是无所作为的。作为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法律对于人们的行为毕竟起着导向作用,它指示人们应当如何作为,不应当如何作为。法律对消费行为的引导表现行为对所有消费活动相关主体的行为的引导,不仅包括消费者的行为,也包括生产者、经营者以及政府的行为。消费者、生产经营者、政府都应当依据法律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并依据法律来规范自身的行为,以达到消费和谐。当前不和谐的消费之所以较为严重,主要在于规范消费行为及消费环节中的各种行为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经营者的自律程度较低,缺乏社会责任意识;政府对消费行为的引导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缺乏应有的重视;消费者维权中司法程序复杂,成本过高等方面。因而,在可持续消费观的指引下,法律应当随之“绿化”,在消费领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三、完善我国和谐消费法律制度的若干建议
和谐消费法律制度的完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消费主体行为的规范,消费客体的限制,消费环节中的经营者、生产者的法律责任、消费者的法律保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监管职能。
1、规范消费主体的行为。就消费行为的主体而言,消费主体包括个人、社会团体。个人的消费行为本质上应属私法自治问题,消费什么样的产品是一个个人自由的领域。传统的法律评判个人消费行为合法性的标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的消费行为没有侵害他人的利益;二是没有侵害公共利益;三是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违反其他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个人行为只要不违反这三个方面,一般而言,行为就是自由的、合法的。但就可持续消费理念下的法律制度而言,我认为这里可以适当引入“绿色”标准。比如明知是野生保护动物,还去进行消费,那么这个行为要受到一定的法律制裁。通过“绿色”标准,将那些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行为通过有关的行政法来加以规范是必要的。社会团体包括社会组织和政府机关法人,这里最具重要意义的是政府机关法人的消费行为,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损公肥私的变相个人消费需要以法律来严格加以禁止和制裁。
2、消费客体的限制。就物质性客体而言,主要是指对那些野生保护动物不得进入消费领域,受法律保护的珍贵物种不得进入消费领域,在禁渔期、禁猎期俘获的动物资源不得进入消费领域。这方面的立法主要由修订环境法、生物伦理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来加以完善。如德国民法典第90条a规定,“动物不是物。动物受特别法的保护,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对于动物适用于为物所确定的有效规则。”动物是人类的生存环境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其地位于其他无生命的物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此处的动物包括家养动物也包括野生动物。对动物进行法律上的保护非常必要,受保护的动物并不是像我国现行法规定的那样仅限于野生的珍贵动物,法律有必要限制人们对待动物的行为,比如虐待宠物的行为是违法的。就精神性消费客体而言,要加强文化产品的监管,但尽管如此,对待文化思想的任何评价都需慎重。
3、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生产是消费的源头,要实现可持续消费,必须加强“源头控制”,即首先要实现可持续生产,构建清洁、卫生、安全的生产体系。就食品和药品的安全生产而言,首先应建立完备的食品溯源法律制度,应按照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相互追查的原则,建立食品生产、经营的纪录。从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卫生的必备条件抓起,从加工源头上确保不合格的产品不能出厂。同时还要提高食品安全检测的水平、健全卫生标准,实行食品安全评价制度,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应当要引入绿色标准,建立一个绿色的食品卫生标准体系。建立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建议设立一个统一的产品召回管理机构。对于经营者而言,须更新经营理念,强化自己的社会责任,作为社会组织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就是私人性的组织,而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公共性,因而,盈利不是企业的惟一目标,公司不仅仅应当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承担责任,还应当对社区、雇员、消费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企业不得进行非法的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企业还负有保障安全消费的义务,如及时查看销售的产品是否过期,对产品的使用方法负有告知、说明、提醒的义务,不做虚假、欺骗性广告,不得故意隐瞒可能的危险性。对于不合法生产和经营的行为,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来加大处罚力度。
4、完善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消费者是消费法律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一方主体,加强对消费者的法律保护会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和谐。在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营者的法律关系中,消费者受到的损害应当可以便利的、低成本的获得救济。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的完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消费者保护法对消费者的定义不准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或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条规定很不利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因为消费者要获得赔偿之前,首先需要证明自己的行为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无端多了一个消费者的举证义务,什么是生活需要又是一个模糊概念,也需要进一步解释,如生产需要而购买是不是消费行为等。而且,当事人的行为目的是什么,法院也难以查知,行为目的完全是属私人自治问题,法院一般不做干预,只有在这个目的是纯粹为损害他人权益时,法律才可以对其进行干预。第二,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所受的损失,增加的赔偿额为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个赔偿一方面只适用于欺诈行为,而不是一般的产品责任,范围太窄;另一方面赔偿额太低。如当消费者遭受外国进口产品的侵害时,根据我国法律根本难以得到充分的救济。这也为国外低质量的产品进入中国提供方便之门。建议立法适当提高惩罚性赔偿额。同时制定一部统一的《产品责任法》,统一法律根据。第三,建立多元化的消费者保护的纠纷解决机制,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便利。解决争议的立法应当立足于方便消费者,为消费者提供特别保护。现行的消费者保护法对仲裁解决争议的途径过于原则,目前通过仲裁解决消费争议渠道不通畅。建议仲裁委员会设立专门的负责处理消费者争议的机构。在诉讼程序上需要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因为多数消费争议数额不大,权利义务关系基本明了,并不需要复杂的诉讼程序来审理。因而,法院可以设立小额诉讼裁判庭,并将一定数额以下的消费争议纳入管辖范围。目前,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太高,以至于大多受害的消费者的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
5、健全相关立法。如针对企业的生产消费过程和个人的生活消费过程可能造成的非法开采、掠夺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制定相应的单行法。《生态环境保护法》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所必需的基本法律,其作用在于事前监督。《资源恢复法》是针对出现的破坏环境的行为给与制裁,是一种事后的监督。还可以制定如《毒物控制法》、《劳动环境法》等来保障人们的绿色消费和劳动者的劳动安全。
6、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完善自身的消费行为。政府在消费上的引导、监管作用是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法替代的。要进一步发挥政府引领文明消费、绿色消费的功能。绿色消费、文明消费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和谐建设的重要内容,政府要形成鲜明的政策导向,通过产业规划和政府措施,促进企业和生产者节约资源,减少污染;通过征收消费税、生态税等市场调节机制促进公正消费。政府对消费各环节中的作用应当更积极的发挥出来,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同时,政府自身的不文明消费行为也应自觉纠正,在倡导和形成可持续的文明消费风尚中充分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完善政府的绿色采购制度。对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采购人员进行培训,引导和帮助他们提高可持续消费采购的理念。建立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保障机制,将环境标志产品作为制定绿色采购产品标准的根据,公开绿色采购信息。完善我国的政府绿色采购法,为政府绿色采购提供依据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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